作為士農工商四民之首，大夫自古背負了山大般的壓力，又要「行己有恥，不辱君命」，又要「任重道遠，死而後已」，不是凡人可以勝任。然而春秋以降，士的定義一再演化，早早溢出了孔子原先聚焦的品格範疇。倘若如段玉裁所說，能事其事者曰士，那麼漢代以後社會對於士人會做的事、該做的事，似乎惟有一種解讀，就是當官。

我不是在當官，就是在當官的路上

春秋戰國成為中國思想燦爛勃發的時期，原因其來有自。累積近八百年的周文制度（周朝的行為準則、範式規章），在東周中葉瀕臨崩壞，由於王綱解體，歷史自此打開了一道裂縫，諸子百家便應運而起。在社會劇烈動盪，居下不安，居上亦不安的亂世，哲人針對眼下難題，紛紛提出解決之道。東西哲學的黃金年代時間點相仿（孔子與亞里斯多德僅相差百餘年），意義卻大不同。這時候的中國哲人關注的是現世人生，如何讓思想對應到人民。

既然關注的是現世、對應的是人民，儒學很難不使士大夫們步向功利一途。即便此一功利，未必是個人功利，至少也是國家的功利。尤其漢武帝時，董仲舒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，等於打通了儒者報效君主的通道（反觀漢初官員多為沙場上建功立業的莽漢）以後，這套「學而優而仕」的公式至此定型，千百年來根植華人社會的意識層、下意識層、潛意識層。

科舉之前，原來是察舉

可是，有美玉於斯的士人儒人何其多，不能總是待價而沽，政府必得發明一套有效選材制度，以免韞櫝藏諸。

施行千年的科舉頒布以前，兩漢拔擢官員的方式是招薦為主、策試為輔的察舉。由朝廷不定期頒布科目，各地郡縣依循比例（比如每兩年一舉、每廿萬人一舉等等），推選名實相符的人才進京，最終通過中央複試者得以任官。與科舉不同之處在於，前者的複試（無論筆試或面試）並非決定因素，旨在分別職位高下。

丞相也是來自推薦甄試？

劉邦有詩，膾炙人口──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──寥寥數語，道盡求賢若渴心思。而他也確實下了一道諭令，期望徵得「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」。然而這裡所謂賢士面目模糊，沒有明定細項標準。後來頒布的察舉科目同樣毫無規則可言（東漢光武帝始正式確立），有的要求孝廉秀才、有的要求賢良方正、有的要求明經明法，甚至出現擅長陰陽災異一類條件，名目繁多堪比如今大專院校推薦甄試。

出頭三十六計，內容三十六門

根據《宋書》，劉義慶簡素寡欲，與社會不同階層皆有交往。儘管出身宗室，其識見與器量不能與紈褲子弟一概而論。兼之《世說》作者不只一人，劉義慶單單企劃主編（可能心血來潮撰作幾篇），則該書應當容納了其餘主筆的眼光，視角豐富有機。且《世說》既然作為小說而非歷史，目的不在梳理因果、判定功過，而是還原人物的正面、背面與側面。同樣一個魏文帝，可以出現在〈方正〉，也可以出現在〈尤悔〉；同樣一個王藍田，可以出現在〈賞譽〉，也可以出現在〈忿狷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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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說古人不懂feat. ？

名士階層的出現，大大顛覆社會對於「士」的想像。於是這才想起，早在獨尊儒術以前，所謂的士可以很多元，雞鳴狗盜是為養士、徐福萇弘是為方士、荊軻刺秦是為俠士。套句孟子的話「何必曰利」，魏晉六朝確實何必曰利，即使沒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、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，只要德智體群美合乎其中若干，甚至如袁宏道所說「但有殊癖，終身不易」，同樣是為名士。

然而，名士名士，在士之前，還須有名。為了成名，則不得不仰賴口耳相傳的自評、他評與互評。一如當今歌手網紅時常相互跨刀、彼此提攜、共享聲量，魏晉風流文人早已嫻熟此道，甚至籌組男團、客串演出，也就是所謂的「feat./」。如此你品中有我、我品中有你，聲名日益壯大，卻也因此出現為名而名、為士而士的沽名釣譽現象。不過，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