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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知性中國】曹禺百十歲冥誕紀念 : 當賴聲川碰上曹禺

【作者】
文_ 吳嘉陵/ 旅讀中國 圖_中新社
2020年9月號 第103期
2020.09.28

故事開展於三〇年代北京,大宅院內三代同堂。第一代是病重的曾皓,第二代是文清及其妻思懿,妹妹文彩及妹婿江泰,還有稱曾皓為姑丈的愫方,第三代是曾霆及其妻瑞貞,此外還有房客袁任敢教授及女兒袁園。表面傳統華麗的宅院,卻在討債人數度上門之際,家族內部矛盾一觸即發,撕破了多年官場的派頭。討債人提出的條件是:還錢、賣房或是抵押曾皓給自己預備下的棺材。最後,曾皓失了棺材,文清吞了鴉片,曾霆離婚,瑞貞與愫芳離家。這是賴聲川導演版本的《北京人》的劇情梗概。

 

 

記得曹禺年紀小

 

戲劇家曹禺本名萬家寶,河北省天津人,父親萬德尊曾任大總統黎元洪秘書,母親是其第二任妻子,在曹禺出生三天後便過世。姨母成了繼母,父親脾氣不好,在他的回憶裡,整個家庭是鬱悶的,唯有隨著繼母看戲的記憶是愉悅的。京戲、河北梆子、崑曲等地方戲,也有文明新戲,啟蒙了曹禺對戲劇的喜愛,認同戲劇是安慰人心、教育大眾的良藥。

 

曹禺在開南演戲、清華寫戲,《雷雨》便是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內完成的。求學時期接觸各式各樣的劇本,意識到視野是一回事,落實視野又是另一回事,體會到劇本離不開生活,於是有了未來學的思維,認為文人必要有洞悉時代的智慧。在任教的河北女子師範學院,他則寫下了《財狂》、《日出》,二作寄托了年輕的曹禺對於戲劇的喜愛,懷抱著詩性的現實主義。

 

小人物生在大世界

 

他亦嘗試改編小說為劇本,比如巴金的《家》,認為改編是一種創作。藉由不同的編寫手法,相互對照,進一步領悟到戲劇創作的規律。曹禺戲劇的特色是偏好將社會問題與現實融入劇情,探討悲劇性的生活。戲劇主軸清晰,角色愛憎強烈,讓觀劇者同情劇中人處境,在衝突中緊湊地鋪陳出小人物與大世界──小人物無力改變大世界,這是多麼無奈,卻又如此真實。

 

 

比如《北京人》一劇,其中「北京人」是有層層深意的。它代表著新思想的北京人,也代表著舊習俗的北京人。前者如暫住的袁教授及女兒、工人(工人外形酷似北京猿人,又是另一種指涉),他們在思想上或階級上皆是嶄新的。後者如曾文清、文清妻及曾霆。為了家族結娃娃親,曾霆成親時不過十七歲,說明年紀與文明並不一定成正比。此外,「北京人」也代表著驅動舊事物轉換成新力量,如瑞貞、愫方這一類選擇離開宅院的人。

 

從北京到臺灣,從宅院到眷村

 

賴聲川以其臺灣文化/美國教育的視野,特別挑選《北京人》(而非更膾炙人口的《雷雨》)搬上舞臺,有其弦外之音──使臺灣人由《北京人》劇作進一步認識「臺灣外省人」。進而突顯,戲劇文學的價值或會因為地域不同而有不同觀點,但無損於藝術反映時代、譜寫人類情感、引起各個世代共鳴的美學價值。

 

 

曹禺與賴聲川對待戲劇相通之處,在於面對社會的轉型與開放,吸收西方悲劇/喜劇理論,通過舞臺劇/電影、小說/劇本,不同媒介、不同文類的改編與改寫,對舊世界進行反思。他們認同戲劇有安慰人心的力量,也都看重戲劇對於世代的教化能力。同時,二人也都擅長使用雙層結構、語言藝術、觀察人群、體會事物、用多角度去看事情。二者皆在寫實中加入象徵,在悲劇中加入喜劇,無形增加了戲劇張力。

 

 

北京人.啟「世」錄

 

年少的曹禺不知道未來會走上劇作家之路,不知道他的愛情與婚姻是糾葛的,不知道自己將不斷地挑戰寫作,並成為世界劇作大師。曹禺《北京人》裡的北京人,正如白先勇《臺北人》裡的臺北人,是一時代人的縮影。曹禺《北京人》的大宅院是陌生的,一如賴聲川的眷村題材也是陌生的。在此之前,宅院與眷村都是披著舊衣的過往,卻隨著舞臺啟幕而重新再生、一再重生。

 

曹禺是無可取代的。儘管臺灣年輕人認識的他,有著地域與時代的隔閡,卻因為因緣際會影響了賴聲川,前後兩輩暗合的戲劇理念,就這麼經由另一地域、另一時代的創作者傳遞下去。《北京人》談的不只是二十世紀初期的北京大宅門,也是新文學運動發展的階段性成果,也有舊傳統面臨新世代的衝突與對應,適用於各個世代。於此,我們了解到,所謂「經典傳承」不是反覆詮釋,而是打破傳統,與當代人事物相呼應產生──這是曹禺一生在戲劇與教育裡給予後來者重要的啟示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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