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六年，廿六岁的费孝通拄著双枴，来到了姊姊费达生居住的江苏开弦弓村。这位清癯的年轻人，勤快地穿街走巷，开始为期两个月的细致田野调查；村里的人开始觉得眼前的年轻人和一般墨守成规、死读书的学生很不同，殊不知他除了身负脚伤之外，更在不久前经历了丧妻之痛。

费孝通承受著椎心蚀骨的痛楚，苦心进行田野调查，写就《江村经济》一书。这本书被奉为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。从这次调查开始，费孝通亦将「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」，作为他一生的研究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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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一人之力作两人之功

吴文藻力倡「社会学中国化」，他鼓励学生要走出课堂，进行实际调研；而当时燕京大学的客座教授派克（Robert EzraPark），也鼓励费孝通从现实中去了解社会，尤其应关注家庭和婚姻等私领域面向。一九三五年夏，费孝通即将从清华大学社会系人类学研究院毕业，且取得了该校公费留学资格。出国前夕，导师吴文藻安排他参加广西省政府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室」设立的研究特种民族调查（苗、侗、壮族等）的课题。

当时，费孝通打算偕同女友王同惠一同前往广西，然而在风气保守的三〇年代，若双方以男、女同学身分单独出行，难免牴触传统风俗，两人遂决定在暑假一开始，先假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简朴婚礼，之后便步入广西瑶山的调查之途。

没想到，这次田野调查兼蜜月旅行，竟成为两人的生死之别──费孝通在瑶山调查时，因误入捕虎陷阱而身负重伤，同行的王同惠在下山求援之际，竟不幸跌落深渊而身亡。为此感到哀痛欲绝的费孝通，事后曾胡乱吞药，乃至于撞石自尽皆未果，因此他幡然醒悟道：「同惠不让我跟她同葬在大瑶山，就是要我以一人之力作两人之功。」改换想法后，他就此化悲愤为力量，益发勤勉于治学。

一九三六年，他带著前此在开弦弓村（费孝通名为「江村」）耗时近两个月方完成的调研资料，踏上前往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求学的道路。两年后，费孝通完成了他的论文《江村经济》，国际人类学核心人物、同时亦为其指导教授的马林诺斯基（Bronis awMalinowski）盛赞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的里程碑，同时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带向了世界。

费孝通正是怀著对爱妻追悼的深情力量，促成此书诞生。当打开《江村经济》这本书，读者将可看见这样一行卷首语：「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」。

魁阁时期历经烽火

费孝通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后，此时抗日烽火已遍燃中国各地，他毅然放弃留在英国的舒适圈，选择回国，担任云南大学教授。费孝通辗转到了昆明后，即刻加入吴文藻组建的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「实地调查研究所」。费孝通那时认为：「文人自有参战的办法，那就是认清我们的国情。」由于日军飞机频繁轰炸昆明，经由吴文藻介绍，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选定呈贡县古城村南门外的魁星阁（之后简称「魁阁」）作为他们工作的场所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拜访过魁阁，她曾写道：「这是一间三丈见方的斗室，如果同时有三个来客就转不过身来。……物质条件很差，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」

第二次生命的开始

一九五七年，在反右行动中，费孝通因为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〈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〉，便遭问责、甚至被打成右派敌人。

一九八〇年，费孝通获得平反，他又回到钟爱的学术圈了。费孝通把摘除「右派」高帽的那天称为「第二次生命的开始」，其时他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相当珍惜仅存的光阴，自此，他开始到全国各地农村、工厂、小城镇观察众人如何生活，并提出自己的建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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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为农民找一条出路，成为费孝通一生的课题。 费孝通这一生三访温州、三访民权、四访贵州、五上瑶山、六访河南、七访山东、八访甘肃、廿七次访江村。他提出的苏南、珠江、温州等各具特色的地区发展模式和区域发展的构想，迄今仍深远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。

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四日，这位上山下乡的人文学者结束了「行万里路为社会治病」的一生，享年九十五岁。诚如墓碑上引述其自言的铭文：「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，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，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。」现今在中国农村享受繁荣经济的人，定不会遗忘这位慈祥老人做过的努力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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